近日，笔者从报端获悉，有外国团队在来中国之前要进行专门的“来华旅游教育”，其内容既无关中国之灿烂文化，也并非我国之秀美山川，而是告知本国旅游者如何躲避来华旅游过程中的各种购物陷阱，如何在景点、商店、商贩虎视眈眈的诱迫下捂紧自家钱囊。为了解决旅游行业的信用问题，各地在整顿和规范旅游市场中制定了很多政策，从导游计分、IC卡制度，到昆明、厦门、珠海等地的旅游同业诚信公约，以及昆明市旅游局作为当地旅游市场的直接监管者承诺旅游团队在本地的消费、购物无退赔主体时由其承担赔偿，这些政策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旅游行业的诚信环境。

    实际上，不仅旅游行业如此，信用缺失已经成为困扰我国乃至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痼疾：假冒伪劣、合同欺诈、逃废债务、虚假报表、黑幕交易、价格陷阱、伪造上市、地方保护，各种短期行为的普遍化犹如毒瘤侵蚀着经济肌体，大大地增加了社会的交易成本，扰乱了市场秩序，降低了运行效率，给消费者、企业、政府和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众所周知，市场经济乃法制经济、信用经济，然而信用缺失的痼疾不仅在刚刚发展市场经济的国家存在，即使市场经济发展了近二百年、社会信用体系已经相当健全的发达国家也莫能例外，继安然之后世通案件的发生再一次使人们认识到信用缺失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

    信用缺失的原因有很多，既有制度的、现代的因素，也有历史和文化的成分，笔者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成本问题，是守信与失信成本的失衡，以及失信成本承担主体的错位导致各种违背市场信用现象的发生。首先，由于缺乏完善的信用记录体系，市场主体在难以辨识交易对象的信用程度，要么花费大量的事先搜集成本来了解对方的信用历史和守信的可能性，要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承担被失信的事后巨额成本，从而大大地降低了经济运行的效率。其次，由于没有有力的信用监督体系，交易过程中的失信成本不是由失信者承担（或者说承担的不够，所受到的惩罚过轻），而是由守信者或者监督者承担，这样就助长了失信者继续失信的心理，也影响了其他守信企业的经营，甚至出现失信者取代守信者的逆淘汰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像昆明旅游局以及部分地方工商或者质量监督部门承诺对买到假货的消费者进行赔偿的做法，尽管从主体上来说仍然是一种错位，但在信用建设过程中，至少是对相对滞后的制度的一种补充和过渡。

    解决诚信中的成本问题，首先是建立信用记录档案体系和信用资质评定制度，使经济主体的第三类资本（人们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资本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信用资本）得到有效和全面的记录与评估，使信用成为所有企业、个人都视若命根的重要资源。为此，正像北大林毅夫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要制定社会信用信息法，使信息中介机构在收集、评估企业和个人信用时有法可依。其次，要完善信用监管体系，建立严格的失信约束惩罚机制，使失信者付出足够大的代价。当然除了制度建设的硬环境优化以外，还要在整个社会树立起“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使诚信成为所有社会成为的自觉选择。

    世贸组织总干事穆尔曾尖锐地指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最缺乏的不是资金、技术和人才，而是信用以及建立和完善信用体系的机制。信用制度建设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