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尔奇到中国讲学时，中国企业家们说，“您说的那些，我们都知道，我们还想听听我们不知道的。”韦尔奇说，“你们是都知道了，而我们是都做到了。”于是，很多专家们利用这段对话，大做文章，纷纷批评中国人的执行力问题，批判中国人的劣根性。然而，我们有没有想过， GE为什么可以“都做到”？

　　GE的根在美国，他们成功的管理方法，优秀的企业文化建立在美国人民200多年的生活实践的基础之上，这些民族文化、处事哲学是根深蒂固的。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文化特点、处事习惯、哲学思想，才让他们产生了那样的管理方法，产生了那样一种GE员工乐意接受的管理方法，用美国人的方法来管理美国企业中的员工，其执行当然很简单。

　　同样道理，我们在书店、学校中看到的这些管理方法基本上都是在欧美、日本社会文化、哲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欧美企业、日本公司中都可以获得很好的执行力，但在中国，这个拥有着五千文明的国度来讲，是不可能直接产生执行力的。这是用欧美人、日本人的方法来管理中国人，当然是不可能成功的。

　　作为一种管理方法与管理手段，就像是树枝与树叶一样，当离开了自己的根，将如何存活？可是，我们是否可以扪心自问，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根之所在吗？我们清楚地知道中国人的处事哲学、文化特点是什么吗？我们在学校与社会教育中能找到答案了吗？从“新文化运动”到“改革开放”的六十年里，中国人在努力地忘掉自己的传统，包括哲学、文化，去学习西方思想，让几代人都沉沦于传统与现实的矛盾之中，我们怎么可能找到答案？

　　六十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的哲学思想与文化习惯，却成就“邯郸学步”之“壮举”，竟然让中国人忘记了回家的路。60年都没有改变的东西，我们希望通过对GE、SONY的学习就想改变它，这种可能只能是微乎其微。

　　那位已故的管理大师杜拉克在一九九五年曾说过，“五年内，中国将会拥有自己的管理学。”终于，曾仕强先生的《中国式管理》勉强问世，在鄙夷的目光与刻薄的谩骂声中蹒跚前行，却并未能成就主流管理学。当代中国管理仍然是一片西化，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企业的发展。在这段摸着石头过河的日子里，已经出现了“实践先行、理论滞后”的现象。一些成功的经营现象用现代管理学根本无法解释。

　　《孙子兵法》，只有那么薄薄的一本，2500年来，学习过它的将军们能够活学活用，却可以打出千姿百态的战争来，这些不拘一格的战争技法之宗源就只有那几本兵法哲学。如果把这些案例详细分析出来，并用西方人的方法整体成系统的战争学的话，恐怕这套战争学要比欧美人企业管理学庞大、系统得多。但中国人深知这样有可能形成了很多教条主义的作法，反而影响后世拥有更高军事才能将领们发挥自己的水平。现代企业管理学，正是在欧美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而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管理方法，是欧美人活学活用自己哲学的结果。这些方法被他们标准化，并逐一运用到企业实践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业绩。

　　然而，这种方法类的东西只是皮毛而已，只是管理实践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已，其并不是现代企业管理之根本，其根本是我们信奉的哲学、遵行的文化。也就是说，哲学与文化是企业管理理论形成的根本，东西方人们的实践都是如此，然而，我们中国人却舍弃了自己的根本，去学习别人的皮毛，如何成功？其结果必将是画虎不成，反类其犬。
　
　　事实上，这些方法只能成为我们的一种借鉴，不能成为成功的标准，否则就是“纸上谈兵”。然而，中国现代管理学就是在纸上谈兵，将没有差异化，一般性的管理策略与方法落实到千差万别的中国企业中，不是纸上谈兵是什么？我们在反复地问自己，“为什么在日本可以，中国就不可以？”“为什么美国人可以做到，而在中国人就做不到？”“为什么GE可以做到，而中国企业就做不到？”原因一目了然：舍弃了根本，学习多少皮毛都无济于事。

　　所以，我们不迷信于欧美现代企业管理，并不是不去借鉴他们的取得成功的方法与策略；我们不去复制他们的管理方法、管理技术，并不是不去研究欧美的管理学。问题的关键是，一方面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中国人的处事哲学、文化习惯到底是什么；另一方面我们要将欧美的东西中国化，使其具有中国特点而后再实行，让其“为我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