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总工会基层组织建设部部长郭稳才介绍，今年全国总工会的目标是，在华外资企业的建会率达到60%。"我们将向这些公司施加压力，直到它们成立工会为止。"

    “我们将向这些公司施加压力，直到它们成立工会为止。      
   
    ”全国总工会基层组织建设部部长郭稳才对外企发出绝不妥协的信号。
    在全国总工会最近开出的名单上，柯达、戴尔等公司成为全国总工会继沃尔玛之后下一批重点“攻关”对象。郭稳才介绍，今年全国总工会的目标是，在华外资企业的建会率达到60%。

    “新一波浪潮到了！”郭稳才说。

    柯达说辞：工会究竟代表谁？

    已经列上全国总工会最新关注名单的柯达公司，对于“不建工会钉子户”的称谓满腹委屈。
    “柯达从不反对成立工会，只要员工有需求，柯达会按照法律规定为成立工会提供必要的支持。”柯达公关部经理田耕先生对记者如是说。

    然而，对于究竟应该由谁作为主体来组建工会，田耕说他很困惑。

    “到目前为止，都是由基层工会组织来和公司管理层进行沟通，讨论成立工会的相关事宜，我们并没有收到任何员工提出的建会申请。”在田耕看来，根据中国的《工会法》，工会是工人的“自愿组织”，如果由公司出面组建工会，并不能真正代表职工的切身利益。

    “倘若发生劳资纠纷，由公司出面组建的工会如何真正代表工人来与资方进行谈判？”田耕说，如果按照目前的方式来组建工会，企业就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并不能发挥工会成立的实际作用。

    “在国外，工会的力量常常很强大，工会往往代表员工的利益来与公司进行集体谈判，成为与公司对立的一级。在中国，劳动力价格低廉是事实，一些外资企业当然不愿意主动去组建工会。”一位工会研究专家这样认为。

    资金问题也让一些不愿意建工会的外资企业颇有微词。

    根据《工会法》第42条规定，“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事业单位、机关按每月全部职工工资总额的2%向工会拨缴经费”。

    “我们员工的活动资金主要由企业按照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划拨，是公司额外划拨，属于福利，比例比2%多。”一名世界500强企业的经理就认为，既然公司已经提供给员工福利，就不需要通过工会再折腾一次。在他看来，工会收上来的资金还要交一部分给上级工会，最后员工实际的福利金额还减少了。

    有外电评论认为，全国总工会实际上关注的是如何帮助政府和企业控制员工，而不是为员工造福，提高外企建会率同样是为了寻找新的会费收入来源。

    “在规范的市场经济下，通常是由企业把这部分钱交给员工，再由员工交给工会，这样工人与工会就有了经济上的联系，而不会让企业觉得好像花钱雇人与自己吵架。目前这中间确实有一个法律完善的问题，但既然现行法律这样规定，跨国企业也应该照此严格执行。”人民大学教授常凯在接受采访时说。

    “雀巢样本”：这就是工会职能？

    “作为普通员工，工会成立以后到底可以为我们做些什么？”一位柯达公司的员工这样问记者。
    去年已经在全国总工会动员下建立工会的雀巢公司为记者提供了一个样本。

    在天津雀巢有限公司工会正对门的墙壁上，张贴着一个以中英文印刷的标语牌：以身作则、握手式管理。该公司工会主席梁津霞告诉记者，雀巢工会就本着这样的管理理念来工作。

    据介绍，在成立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们定期召集工会委员开会，研究开展具有新特点、新内容的工会活动。如开辟英语角、组织员工开展郊游、羽毛球比赛、卡拉OK比赛等活动。

    “各方营造的和谐稳定的环境，不仅促进了企业的大发展，而且也促进了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特别是劳资之间的和谐共处。”梁津霞认为工会活动为公司上下和谐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然而在田耕看来，尽管尚未成立工会，但柯达内部对于员工与管理层的沟通所采取的“开门政策”，使得员工对公司有任何异议都可以直接找到直属领导进行沟通或者越级进行申诉。“员工俱乐部”也组织全体员工进行郊游、健身等活动。“这些已经替代了中国企业工会中的很多职能。”田耕说。

    田耕的疑惑并不孤立。此前沃尔玛就一再表示，他们并不反对建立工会，问题是沃尔玛已经在企业内部开展了各种维护员工权益、丰富员工生活的活动，保证员工有开放的渠道直接与上层沟通。

    而在一些国有企业中，工会的工作内容仍只局限于“吹拉弹唱、体育照相”，或集体出游、春节团拜等等。

    一位工会官员告诉记者，“中国的工会组织旨在调解企业和员工之间的矛盾、构建和谐关系。外企工会与国企工会的职能并无明显区别。”然而在他看来，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会都有着一些规定可以在福利上保证员工利益，但在外资企业，如果没有工会，并不是每个企业都会采取维护员工利益的措施。

    的确，越来越多的损害劳动者利益的劳资纠纷使得人们重新审视工会的作用。

    根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字，2005年全国发生劳动纠纷207605件，相当于1950年到1960年十年内的总和。大部分的劳动纠纷都发生在全国最富裕和工业化最显著的地区，如江苏、上海、广东和北京。而这些地方恰恰是外资企业比较集中的地方。

    “大力促建工会正是希望更好地保障基层员工的利益，减少社会矛盾。”一位工会官员告诉记者，促进外资企业建工会已经成为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一环。

    素质难题：如何建立“集体谈判机制”？

    “我们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已经使得外资企业工会缺位问题非常严重，以外资为切入点加强工会组织建设，将有利于劳动者更充分享受对外开放的利益和保障。”上海总工会的一位研究员表示。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全国总工会的会员已经前所未有地增长了6%，达到1.6亿人，其中有258万新会员来自外企。

    上海总工会特约研究员陶冶表示，目前外企生产基地里面的工人有很大部分来自于农村。其中男性普遍文化程度是初中，女性则可能只有小学。这决定了他们很难充分认识到自身应有的权利并提出建立工会这种保护自身权益的申请。所以通过基层工会来帮助企业建立工会也是权宜之计。但通过基层工会向企业施压组建起来的工会，如何保障工会的工作独立开展，或不受企业或者当地政府的影响而进行集体谈判，这的确是个问题。

    据了解，作为国外工会最有效的维权方式，“集体谈判机制”在德国执行的最为充分。工会在工资谈判、维护员工权益方面的能力非常突出。

    “德国工人的待遇不断提高，中产阶级的数量不断增加，劳资矛盾也得到了缓和，在这方面政府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觑。”陶冶表示，中国的工会如何促进这一方面的作用仍然值得思考。